2019年10月，劉集鎮余家村摘掉了貧困村的帽子，包村的該鎮人大主席張鵬和市住建局駐村第一書記劉祖柯，召集全村近70名黨員開了一次黨員大會，對村黨支部書記高春紅的成績高度肯定。不善言語的高春紅只說了一句話：“組織信任我，我必須把本職工作干好。”

這句樸實的話語，包含著高春紅多少辛酸和委屈，而他的經歷，又讓多少村民對他由衷地佩服。

離職外出務工

農村工作沒有什么驚天動地的偉業，大多是些雞毛蒜皮和針頭線腦的小事。但也正是這些看似簡單的小事，卻檢驗著一個村黨支部書記的責任心。

群眾利益無小事。這句話說起來容易，做起來就困難重重。有時候為了村民之間一個很小的矛盾或糾紛，就要耗費巨大的精力，苦口婆心做工作，反反復復要協調。2009年，由于村里給移民滾地，全村8個自然村9個村民小組3500多人，90%以上的村民支持，個別人堅決不同意。

給移民滾地可是一項政治任務，一點也不敢馬虎。由于在滾地過程中出現了諸多原因，高春紅被撤職下崗。

就這樣，在余家村干了8年村主任、18年村黨支部書記的高春紅下崗了。離開村黨支部書記的崗位，高春紅二話沒說，去了鄭州一家建設工地當上了管理人員，每月有近5000元的收入。

受邀回村復職

大概人們都有一個通病，一個經常在你眼前的人，他的優點即使再多，也會視而不見。一旦換了人，就免不了會在心里作對比。

在高春紅離開余家村的9年里，余家村先后換了四任村黨支部書記，村里的工作成了鎮里的“老大難”。

共產黨員是塊磚，哪里需要哪里搬。“2018年，我到余家村包村，通過和全村黨員協商，大家力薦高春紅回來復職，由于我對高春紅比較熟識和了解，就去鄭州找他，讓他回村。”該鎮人大主席張鵬對自己找高春紅回村很是自信。

“我當時確實不想回來，但組織對我如此看重，不能辜負了這份信任。”高春紅說。

2018年春，高春紅回到了余家村復任村黨支部書記。在不到兩年的時間里，無論是流轉土地發展養殖，還是扶貧工作的推進，余家村的變化有目共睹。

“高書記剛剛回來，就解決了1038畝土地流轉發展稻蝦混養的問題，為了給牧原規模養殖解決用地問題，他幾乎天天都在組里協調，近一個月的時間，涉及二個組50多戶的260多畝土地順利流轉。”黨員焦德貴說。

69歲的黨員王春發說：“過去村里黨員隊伍渙散，黨支部缺乏戰斗力，村干部工作沒有主動性，高書記回來后，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。去年村里退出貧困村，42戶貧困戶中有39戶也脫了貧。疫情期間，高書記每天都住在防控卡點，安排了兩輛車給村民統一購買生活用品。”

村容村貌“變臉”

火車跑得快，全靠車頭帶。

“與高書記在一起的近三年時間里，我對他的工作態度極為敬佩。”劉祖柯說，“他每天都會把需要處理的事情處理完，什么事情都是親力親為，身先士卒。如今，余家村的各項工作都排在了全鎮的前列。”

為方便村民出行，3條通村公路全部實現硬化，鎮政府至余家村委已全部鋪設水泥路;村民家家戶戶用上自來水;廣播電視戶戶通;設立村衛生室兩所;報請教育部門投資300多萬元對兩個村小學進行升級改造;成立村文化宣傳隊，新建了村文化廣場;280千瓦光伏發電惠及所有貧困戶，每年每戶可以拿到2000元的分紅;安裝路燈42盞;安排公益崗24個;稻蝦混養和鱸魚養殖帶動周邊7個村60余戶貧困戶。

“做事和寫字一個道理，寫下一‘撇’，就要按下一‘捺’，才能完整地寫出一個‘人’字。作為一名村黨支部書記，我始終沒有忘記入黨時的誓言，只要初心不改，才能善始善終。由于我們村集體經濟薄弱，壯大村集體經濟是我下一步努力的方向。”高春紅說。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