種豆南山下，草盛豆苗稀。晨興理荒穢，戴月荷鋤歸。道狹草木長，夕露沾我衣。衣沾不足惜，但使愿無悔。

　　每當我吟誦陶潛《歸園田居》這首詩時，我的心就被詩中的意境所沉醉，感嘆陶潛不僅是偉大的詩人，還是偉大的勞動者，他不為五斗米折腰，回鄉隱居，自食其力，用自己的勞動創造自己的幸福，這一點是古代許多士大夫所難以企及的。誦讀此詩我豁然明白，詩和遠方并不虛無，學習和勞動并不矛盾，福字帶田，福出勞動，勞動就是惜福。

　　有人說，陶潛的勞動是在作秀，他不是一個合格的勞動者，“草盛豆苗稀”就是證據。其實，凡是有種豆經驗的人都懂得，種豆必須稀。農諺云：芝麻一尺谷八寸，綠豆要向籮頭問。這句農諺說的就是各種莊稼應該保持一定的株距，芝麻與芝麻之間要保持一尺左右的間距，谷子是八寸的間距，綠豆地里株與株之間，要能放下一個籮頭(籃子)。因此，陶潛是一個合格的農民，他的詩不僅寫得好，種莊稼也是一把好手。

　　陶潛的這首詩也勾起了我的勞動情結，讓我對勞動和幸福之間的關系有了新的認識。

　　其實，從小到大，我就一直沒有脫離過勞動，即使參加了工作，也是如此。因為，我是一個有著很深勞動情結的人。

　　我時常認為自己是農民的兒子，脫離了勞動，就像人離開了空氣，魚兒離開了水，自己的生活就顯得虛空，生命就不知道該怎樣維系?；诖?，我最愛去的地方，一個是自己的學校，另一個就是自己家的那幾畝責任田，哪怕從它身邊走一趟，心里也是舒服的。

　　每年一進入盛夏，勞動成了我每天必不可少的功課。田地里的花生、玉米、芝麻、綠豆翡翠似的鋪滿了地，雜草也像綠玻璃雜然其中，除草就成了愉快的工作。假期中，當東方露出一線曙光，我的勞動就開始了。

　　晨風中的我，騎上電車，帶著鋤頭，與妻一道走進田野，走進我那片綠豆地里，萋萋的荒草淹沒了滿地稀疏的豆苗，我要像陶潛那樣“晨興理荒穢”，將豆苗從荒草里解救出來。

　　同村的人看到我弓身在豆苗間，汗水浸滿了我的臉頰，露水打濕了我的衣衫、鞋襪，就笑罵我，不知道享福，每月拿幾千元工資，還要下地勞動，遭這份罪!

　　我笑答，你恰恰說反了，我沒受罪，我是在享福呢!村人一看我沉醉的樣子，覺得我已不可救藥，搖頭嘆息著離開了。

　　到田里去勞動，對我來說，不僅僅是享福，更是惜福。著名作家張天敏先生在《鄉村的傷口該包扎了》一文中，對那些在村頭打麻將，不愿下地勞動的婦女們痛惜地寫道：農民既不出門打工，又不下地勞動，“如把福字拆開了，示字后邊一口田，人不沾田里地氣，不曬太陽，就把福字拆殘了。”傷了福字，不生病才怪呢。張先生認為，下地勞動，面朝黃土背朝天，對人是最好的保養——燦爛的陽光照著大地，也照著村婦的脊梁，那是補充給人體熱能的良藥。遍地的植物內存綠色素，在光合作用里傾吐芳華，使田園里的空氣負氧離子含量，超過城市百倍。婦女們在地里翻紅薯秧，腰身騰挪轉動，很像城里人做的八段錦體操，張先生對“面朝黃土背朝天”的妙解，對田間勞動如做“八段錦”體操的巧喻，使我的勞動找到了新的注腳，賦予了不一樣的內涵。何況勞動中大汗淋漓，不就應了前幾年熱了八度的“請人吃飯，不如請人流汗”的廣告詞嗎?

　　每日在田間勞作，侍弄著自己的莊稼，毎一株莊稼苗像自己的孩子，更像自己的學生，翠綠得可愛，鮮活得可愛。它們身邊長雜草了，葉片上生蟲了，生病了，你小心地為它除草、培土、澆水、施肥、噴灑農藥，就像教育學生一樣，讓它們都踏上健康成長的幸福之路，那份歡樂，那份幸福，怎能用語言來表述?何況在勞動中，我接受著日光浴，做著“八段錦”，除了皮膚黝黑之外，汗流帶走了我一身肥膘，體重下降了，疾病嚇跑了，每天身體倍兒棒，吃嘛嘛香，這不是福是什么?何況還有偶成的文章與好友們分享，這惜福招來了福，是福上加福啊!

　　“衣沾不足惜，但使愿無悔。”耕耘田間，我才領悟千年前陶潛辭官歸隱的要義，一個人只有擺脫了名利的約束，把身心沉入到生產勞動之中，幸福才顯得不卑不亢，才會如源頭活水，源遠流長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