祭同年滕待制文

維慶歷七年三月日，具官范某，謹致祭于故天章待制滕侯同年子京之靈。嗚呼子京，吾人之英。文詞高妙，志意坦明。自登朝闥，翕然風聲。言動兩宮，上嘉其誠。乃升諫曹，心膂益傾。謫去江徼，暄涼屢更。曾不赍咨，奉親為榮。西夏猖獗，僉曰當行。乃藩于涇，有城無兵。渭帥敗覆，戎馬縱橫。征夫不復，哭聲連營。吊之綏之，與治其生。復率編民，易服乘城。完此生聚，而不奔驚。援兵四來，擾攘攙搶。犒以牛酒，萬夫豐盈。眾稱其才，達于朝廷。既允公論，俄加寵靈。經略一路，環、慶、邠、寧。愛民之力，強兵之形。機謀若織，邊陲如扃。御史風言，用度非經。投杼之際，遷于巴陵。巴陵政修，百廢具興。雖小必治，非賢孰能!往臨姑蘇，人喜其升。至未逾月，美聲四騰。遘疾不起，福善何憑!我固當悲，同年之朋。忠孝相勖，悔吝相懲。聞其凋落，痛極填膺。生平意義，忽如弗曾。獨有令嗣，堂構可承。我其撫之，必教而稱。子京勿恤，魂兮高升。嗚呼哀哉，尚饗!

注：滕子京于慶歷七年(1047年)春天由岳州調到蘇州，到蘇州不到一個月就病逝了。范仲淹得知老友的噩耗后，十分悲痛，寫下了這篇祭文。

酬李光化見寄二首

一

交親莫笑出麾頻，

不任纖機只任真。

遠護玉關猶竭力，

入陪金鉉敢周身。

素心直擬圭無玷，

晚節當如竹有筠。

道本逍遙惟所適，

吾生何用蠖求伸。

二

萬里承平堯舜風，

使君尺素本空空。

庭中無事吏歸早，

野外有歌民意豐。

石鼎斗茶浮乳白，

海螺行酒滟波紅。

宴堂未盡嘉賓興，

移下秋光月色中。

說明：范仲淹雖有隱退之意，但并沒有因遭貶而消沉下去，無所作為。他的思想主流仍然是憂國憂民。在鄧州，他一如既往的孜孜民事，使政平訟理，保持著進步士大夫的高風亮節。前一詩回顧了自己為國守邊和入朝參政的經歷，表示要象白玉無瑕、效翠竹永葆晚節;后一詩“庭中無事吏歸早，野外有歌民意豐。石鼎斗茶浮乳白，海螺行酒滟波紅”，則反映了在他治理下的鄧州民樂升平的盛世景象。詩見《范仲淹全集》第125頁。

范仲淹與《岳陽樓記》

北宋慶歷年間，范仲淹知鄧州三年，期間撰寫了大量的詩文，據不完全統計，現存的就有86首(篇)。這些詩文成為研究范仲淹知鄧情況的珍貴史料。其中最令人稱道的是他應好友滕子京之請所作的《岳陽樓記》。

滕子京，名宗諒，洛陽人，與范仲淹同年考中進士，一生志同道合。范仲淹在監泰州西溪鹽倉時，滕子京任泰州從事，他積極支持范仲淹修筑捍海堰工程。宋仁宗天圣年間，滕子京與范仲淹同朝為官，范仲淹任秘閣校理，滕子京任殿中丞，共同諫勸劉太后還政于宋仁宗。景祐元年(1034年)，范仲淹因諫阻仁宗皇帝無故廢皇后被第二次貶出京城。時任太常博士的滕子京上書為范仲淹鳴不平，后也被外放任縣令多年。范仲淹任西北環慶路經略安撫招討使兼知慶州，滕子京也被起用，任甘肅涇州知州，在抗御西夏中與范仲淹密切配合，成為生死之交的戰友。范仲淹非常賞識滕子京的膽識和才干，所以當自己調離慶州時，便向朝廷推薦滕子京接替自己守慶州。

慶歷三年(1043年)三月，范仲淹進京任樞密副使，四月任參知政事，主持慶歷新政，觸犯了高官們的既得利益。九月，保守派拿范仲淹好友滕子京開刀，劾奏滕子京貪污軍費。范仲淹三次上書為滕子京辯誣，才使滕子京免去了刑獄之災，先降為天章閣待制、虢州(今河南靈寶市)知州，再貶知岳州。

滕子京和范仲淹一樣，也是一位憂國憂民、不計得失的人。到任一年便把岳州治理得政通人和，百廢俱興。當他看到岳陽樓破敗不堪，頗為感慨，便籌措資金,幾個月又把岳陽樓修建一新。

新修的岳陽樓甚為壯觀，滕子京便希望有一篇“記”以張其事，他想起了自己的同年好友范仲淹，于是便于慶歷五年六月十五日寫信請范仲淹寫記。滕宗諒將《與范經略求記書》連同《洞庭秋晚圖》，派專使送給時在西北邠州任職的范仲淹。因條件和機會還不成熟，所以范仲淹在邠州一直沒能寫出寄于厚望的記來。

范仲淹來到鄧州后，孜孜民亊，政平訟理，幾個月時間便使鄧州呈現一派太平盛世景象。自己也合家團圓，其樂融融。在這種環境和心境下,在回顧人生的思考中,范仲淹又想起了滕子京求記的事。當再次讀子京的來信時，心潮澎湃，思緒萬千。于是，在充分醞釀、反復琢磨15個月后，于慶歷六年九月十五日，在花洲書院春風堂，展紙走筆，揮揮灑灑狀物,淋漓盡致抒懷，一氣呵成了千古名篇《岳陽樓記》。

《岳陽樓記》之所以千年不朽，不但因360余字的短文，結構嚴謹，字字珠璣，文情并茂，氣勢磅礴，成為文學寶庫里的一篇瑰寶，更是因為它蘊含的崇高精神境界影響了無數代人。文章熔山水、政治、情感、理想、人格與一爐，用純青的火候為我們鑄煉了一面照史、照文、照人的鏡鑒。范仲淹在《岳陽樓記》中抒發出的“不以物喜，不以己悲;居廟堂之高則憂其民;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”的心聲，表達的“先天下之憂而憂，后天下之樂而樂”的遠大抱負，是對自己一生做人為官之道的全面總結，是其憂樂精神的高度概括。鄧州把它歸納為“憂樂精神”。

縱觀范仲淹一生，可以說，他的“憂樂精神”萌發于艱難困苦的青少年時代，形成于坎坷曲折的宦海生涯，結晶于民風淳樸、包容大氣的厚土鄧州，既成就了綿延千年的鄧州精神，更成為中華民族優秀的文化遺產和寶貴的精神財富。